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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蛇口余生:于静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讨论中国的改革开放,袁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他的极富传奇的一生走到终点后,人们用“世上再无袁庚,改革仍在进行”对他盖棺论定。

十几年前,万科创始人王石讲到一个现象:深圳的企业家,和广东其他地方的企业家很不一样;深圳企业当中,出身蛇口和华侨城的又不一样。时下,位于蛇口的企业万科、华为、平安、招行、中集等已显现出领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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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蛇口基因”,在《中国企业家》杂志所做的调查中,包括三个方面:介于国家战略和企业家战略之间的“公企业”;保险、银行、通信、房产等具有开创意义的“大行业”;企业家清醒、低调、“不犯王法”,在做大企业和积累个人财富之间往往选择前者。

袁庚正是蛇口企业群物理和精神上的基因培育者,他不仅缔造了百年招商局的二次辉煌,打造了蛇口工业基地,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还是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等数家蛇口企业的创始人,把竞争、规则、效率、信用等观念注入蛇口系企业。

先有袁庚,而后才有了人们熟知的84派、92派、海归网络派和后WTO派四代企业家群体。某种程度上,袁庚,这位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探路人,可以称得上新中国第一位创业导师。

袁庚原名欧阳汝山,深圳市龙岗区人。初中毕业后考入国民党军队学习飞行专业,因色弱没有实现飞行理想,后来,在中央军校就读时,加入国民党,目睹“七七事变”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后,退出军校,返回家乡。1939年,袁庚加入共产党领导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并把名字改为“袁庚”,取改弦易辙,为民族解放至死不渝之意。时局驱使下,中共与美国合作设立情报联络处,袁庚任命为联络处处长,多次破获日军情报,为结束抗日战争做出重要贡献。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是因为与盟军的这次合作,“文革”期间,为袁庚带来牢狱之灾,因“里通外国”的罪名,在秦城监狱关押5年半之久。

或许正是因为此次牢狱经历,袁庚在后来创业遇到的各种纷繁复杂中,具有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勇气,每当处境绝望时,他常常用“大不了再回到秦城去”自勉。

56岁的袁庚出狱后调任交通部,1978年,调往交通部旗下的香港中资公司招商局担任副董事长,虽说是个副职,因董事长由交通部领导兼任,袁庚其实是实际意义上的一把手。招商局由李鸿章成立于1873年,是清末洋务运动由“求强”到“求富”转型的产物。它是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也是洋务运动仅存的唯一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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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在招商局的历史中,洋务运动参与者、企业家郑观应写下《盛世危言》,试图改变招商局的衰败,但随着谭嗣同等人的人头落地,招商局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因谐音缘故,招商局已经沦落为香港人眼中的“照相局”。如何盘活这一资产,发挥招商局在香港的窗口作用,成为袁庚的心头痛。

当时香港地价已高,袁庚想在广东为招商局寻找一块工业与后勤基地,既能利用国内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又便于利用国际技术和资金。多次考察之后,袁庚选定了蛇口。这里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当时只是农民、渔民、蚝民共居的小城镇,周围一片荒滩野岭,人们劳动一天的工分只值几角钱。与对岸香港车水马龙,打零工一个月可以赚2000多元港币相比,可以说毫无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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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春节,袁庚向李先念副主席申请在蛇口建设工业区时,李先念接过铅笔在地图上一画,“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接过地图一看,是宝安县南头半岛足足30平方公里的地方。开发蛇口需要企业自筹资金,袁庚担心出现闪失,坚持己见,最后也是只要了南头半岛南端的蛇口。国家方面的意见是,工业区不要按香港的办法办,也不能按内地的办法办,希望他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棋盘上带领招商局先走一步,做一枚过河卒子,探探路子。

在袁庚选定的这片2.4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他用此后余生布下了一个道场,蛇口工业区成为中国特色经济特区的雏形。“蛇口模式”与“深圳速度”、“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切合实际的运作经验一起,成为改革开放的旗帜和标杆。

袁庚始终认为,蛇口是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发展起来的。蛇口由中资机构招商局开发经营,先天具有适应市场经济的基因,在蛇口,袁庚主张领导层要有透明度,人们要有知情权;他提倡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任何发表意见的个人,都有免除恐惧的自由;在社会财富再分配时,注重公平、合理。关于“蛇口基因”,有一则广为流传的“4分钱惊动中南海”的故事,蛇口工业区建设初期,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袁庚规定每超一车定额工作量奖励4分钱,工人生产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上级部门却以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勒令停止。在袁庚向国家领导请示后,这一制度才得以延续下来。

袁庚思维开阔,不容易被所谓的条条框框束缚。在这里,他打破了干部终身制、任命制,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实现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地方官员。为了招纳培养商业人才,在他的授意下,于1981年开办了第一期蛇口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教授之前不被认可的西方经济学、管理学,9期培训班之后,这里培养的400多名干部成为蛇口最有价值的资产。

人到晚年,袁庚常以《木偶奇遇记》里的杰佩托老人自比,“我只不过雕刻了一个木偶匹诺曹,而匹诺曹像一个顽皮的孩子一样经历了种种奇遇,只是因为碰巧用了一段神奇的木头而已。”

在建设蛇口的过程中,袁庚一直寻找、思考能够捕捉蛇口精神风貌的东西。他想到了自己刚刚赴任招商局时上的第一课。为招商局买楼过程中,他看到香港人为了赢得这笔资金的周末利息,在交易完成的周五这天,车子停在外面不熄火,等文件签好后,赶在下班前10分钟把支票送到银行。

他想到了一句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当时中央强调不得乱提口号,他们这一级领导能不能提,有没有政治风险都是未知数。事实也是如此,这句口号的命运经历了各种起伏波折。袁庚后来说,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口号,“写这标语时,我就准备戴帽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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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邓小平到蛇口考察时,对这一口号进行了肯定,袁庚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新中国成立35周年庆典时,袁庚把这句口号打在了展示改革开放成果的蛇口工业区彩车上,这部彩车也是参加国庆游行的上百部彩车中的唯一一部企业彩车,这一口号在当时引起的反响,仅次于北大师生打出的“小平,您好蛇口余生!”

袁庚,以及以他为代表的“蛇口精神”,已然成为创业创新的代名词,无数创业者在其感召下披荆斩棘、开拓进取。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在招商局工作时与袁庚共事多年,更是在与他讨论问题、一起出差、听他指示的耳提面命中获得教益;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认为袁庚是他创业路上的一盏指路明灯;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始终因招商银行有这样一位首任董事长而骄傲,袁庚一直主张,招商银行不能办成只为股东服务的一家银行,而要办成为社会服务的银行;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对袁庚给予平安的支持心怀感恩;30岁出头的万科创始人王石初次来到深圳时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听到蛇口提出的时间、效率口号后,受到启发,才知道人要为财富而奋斗,“一开始是为自己,然后是为社会”;腾讯集团董事局主席马化腾年幼初次踏上深圳这片土地时,生命里就注入了蛇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闯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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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与1985年之交,袁庚筹划民主选举时,出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后果,一是他所器重的知识分子被群众挑落下马,二是告发他的“御状”增多起来。

《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记得,1985年2月,《蛇口通讯》准备刊发《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一文对袁庚“炮轰”,袁庚明确表示一字不改原样照发,且今后此类文章不必送审。

即便到了1988年,关于商品经济的争论依然构成称之为“蛇口风波”的事件。这场事件由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引起,专家与青年就蛇口精神展开了言辞激烈的交锋,在媒体的参与下,逐渐演变为一场影响全国的风波。关于这场交锋中的青年人,袁庚始终持保护态度,“对那位被(专家)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青年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

受政治风波波及的蛇口工业区董事周为民同样受过袁庚的力保,他曾亲自找周为民在清华大学的老领导,恳请对方,“您了解他的那段历史,他在这里的工作情况,我们了解。您保他上半段,我保他下半段。”

年轻人为什么信任他蛇口余生?为了为蛇口招揽人才,袁庚亲自骑自行车去清华大学与他相中的毕业生促膝聊天,并且不惜在领导面前苦口婆心挖角清华教师。为了给年轻人创造好的就业环境,他还劝退了帮他打下蛇口江山的左膀右臂,只是因为他们老了。

这不仅是种保护,更是照耀和启迪。

那位被他挖角来的清华教师余昌明,后来成为蛇口工业区研究室主任,他对袁庚的评价是,“他注重培养人的自主精神,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以此作为蛇口的立业之本;作为一个改革家,他把世间毁誉与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心为了蛇口这个舞台,这是时代的大幸。”

向前走,莫回头,这是袁庚常常提起的一句话。与他毁誉参半的经历形成反差的是,之后的几十年,在科隆、健力宝、粤海等广东企业一波又一波的出事潮中,蛇口企业有惊无险地走了过来。在各种思想、制度的交锋中,在这里实现了阳光下的折衷。

2016年1月,袁庚去世。他播撒下的创业基因,能否在新一代创业者中延续、复活?《袁庚传》的封面写道:世上再无袁庚,改革仍在进行。